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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(fójiào)传入(chuánrù)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(shíxiàn)佛教中国化的发展(fāzhǎn)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(chóngjiàntiānrì)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(něixiē)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(fósì)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(dōngběi)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(liǎngméi)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(mòěr)”，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(fùyuán)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(qiānnián)来(lái)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(de)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(yǐlái)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(dāngshí)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(dìbiǎo)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(kàndào)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6年间，在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(jīngtáng)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(píngfāngmǐ)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(bāokuò)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(shàngwànjiàn)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(dāngdì)和中原等(děng)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南、北两道(liǎngdào)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(tǎ)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(de)窣(sū)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(jǐn)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(péngchéng)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(fā)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(xīnjiāngwénwùkǎogǔyánjiūsuǒ)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(yīcún)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(shìjì)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旁侧非对称(fēiduìchèn)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(bìngzhòng)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(bèi)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(bāoróngxìng)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(yánjiū)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(fósì)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(de)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(fósì)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(yǔ)考古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(gè)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(héxié)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，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(gāosēng)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(shèngkuàng)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(qūyù)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(xiàlái)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(gòuchéng)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(sìyuàn)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(qián)，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(wǒguó)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(jiégòu)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(guójiāwénwùjú)“考古中国(zhōngguó)”重大项目以来(yǐlái)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(bèi)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(kǎogǔ)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(zài)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(rénmen)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(xiǎnshì)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(jìshù)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(ràng)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(biàndé)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(fójiào)何时传入西域(xīyù)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(kǎogǔ)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(jièshào)。 古刹(gǔchà)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(wénwù)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(jìxù)。 在(zài)已(yǐ)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(fóxiàng)残块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(mǐ)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(zhèn)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(zhàopiān)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(cénglìng)天下诸州各建大(gèjiàndà)云寺，西域地区(dìqū)的安西四镇(sìzhèn)也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(zhōngyāng)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(xīnjiāng)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影响(yǐngxiǎng)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向(xiàng)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(le)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(yuē)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(dōngmiàn)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(háiyǒu)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(dāngdì)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(pāishè)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2024年(nián)10月(yuè)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(mòěrsì)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(de)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(shēnyǐng)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(zhǎnshì)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，并(bìng)整合(zhěnghé)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、张瑜(zhāngyú)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(guōyù)、冯筱晴